日军大将冢田攻被击毙的前前后后

  多行不义必自毙。1942年12月18日13时25分前后，随着燃烧着的飞机撞向地面的一声巨响，侵华日军大将冢田攻这个战争的玩火者终成一具焦尸。从此，位于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弥陀镇真君村那个当年叫做杨树垄的地方改名换姓--“落飞机宕”。

  武汉会战结束后，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起了以立煌县为中心的大别山游击根据地，所辖主要有第84、7、48、39军和游击纵队。1942年间，其布防的基本情况是:第39军,罗田、黄安、麻城;第84军，商城、潢川、经扶(今新县)、光山;第7军，皖东、六安、立煌;第48军，桐城、庐江、潜山、太湖。其中48军军部驻霍山深沟埠，军直炮兵营驻潜山水吼岭;所辖138师师部驻潜山县天柱山脚下的野人寨，412团和414团(一部)主要驻防太湖。

  桂系 138 师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师长莫德宏生活朴实，嫖赌不沾，对部下的管理一向比较严格。1941年底，莫德宏回广西担任浔梧师管区司令，副师长李本一接任师长。李本一作战勇猛，很受白崇禧赏识，人称“死打烂打”将军，其右手中指、无名指、小指均被打断，遍体弹伤。在保卫台儿庄的外围战斗中，138师全师官兵英勇作战，得到桂系高层赞许，师长莫德宏因战功获得云麾勋章和宝鼎勋章。

  1938年7月25-30日，138师与友军一起，在太湖县城及周边山地与日军第6师团万余人血战5昼夜，毙伤日军3000 余人;据日军统计，在四面尖地区3天3夜的激战中，138师共发起290多次反击。由于主官不畏死，上下团结，敢打敢拼，部队又多次与日军作战，有比较丰富的作战经验，装备也较好，所以该师从始至终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

  48军防区既是日机从上海、南京飞往武汉的必经之路，又是日机重点骚扰区。1941年苏祖馨任48军军长后，很看重空防，随即电令所部加强空防和对空射击训练。随后48军在防区内建立了多个空防阵地，日机骚扰渐少。《第四十八军司令部民国三十年(1941)7月-9月作战机要日记》这样记载:1941年8月8日，星期五。天气晴，位置深沟铺。令……138师莫师长、李副师长转令所部:“以步枪、机枪对空射击，应勤加训练，所到之处，即应构筑对空射击阵地，并指定对空防护部队，遇敌机低飞即阻击之。”并指定在驻太湖县的138 师412 团调集 8挺重机枪于弥陀寺(今弥陀镇镇政府所在地)附近的高山上，设空防阵地。

  根据军部指令，从1941年8月到1942年春，138师在太湖境内弥陀寺附近的羊角尖、双尖、凤凰山由东北向西南呈一线 公里的地面上，建立了3个空防阵地(附示意图)，并建立了多个防空哨所;太湖县政府亦派出一个自卫中队协同防守，并在弥陀寺附近的人形山、田家等地筑构了4个碉堡。

  羊角尖吴岭空防阵地:位于弥陀寺东北羊角山半山腰的吴岭和张家茅屋之间(今属牛镇镇羊河村)，海拔约370-410米，地势平缓，长约1300米，宽约100-300米，呈长三角形，驻守部队为412团3营机枪连，共8挺法国产哈奇开斯M1930 型13.2厘米口径高射机枪。

  弥陀寺双尖空防阵地:位于弥陀寺东北汪家冲双尖，由4个小山包呈菱形状组成，平均海拔134米，山脚之下是弥陀河和当时进出弥陀寺的唯一通道。驻守部队是138师机枪营1连，2架一组、共架设有4组93式13.2厘米口径重机枪。机枪营1连是当时48军唯一全部配置日本93式重机枪的连队，93式重机枪是当时48军是最优的防空武器，被日军称之为“机关炮”，尺标射程3000米，最大射程5000米。

  弥陀寺凤凰山空防阵地:位于弥陀寺西南，海拔330米，山顶平缓，东西长约1100余米，南北宽约80-200米，地形犹凤凰展翅呈枣核型;驻守部队138师(具体番号不明)，约一、二百人，阵地上架设有多挺重机枪(数量和型号不明)。时过70余年，当年驻军所挖的长短深浅不同的两个地下洞穴仍部分残存，暗堡遗迹依稀可辨。

  48军之所以如此重视弥陀寺的地面防守和空防阵地建设，与弥陀寺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从太湖到蕲春多是高山，中间东西走向有一条宽约 600-2000米不等的狭长河谷，地势相对低平，是战略要冲，弥陀寺正好处于这一要冲的中间地带，历来为兵争之地。从138师空防阵地示意图上能够准确的看出，这3个阵地的设置，从天上完全扼守住了经太湖上空进入湖北的咽喉，能对3000米以下低空飞行的敌机构成直接威胁;从地面上扼守住了从蕲春、岳西进入太湖的要道。

  空防阵地建成后，在与日军作战中曾吃尽日机苦头的官兵们守职尽责，苦练杀敌本领，平时训练严格要求，经常组织实战训练，军长苏祖馨和师长莫德宏、李本一等曾多次亲临阵地视察。经刻苦训练，官兵们掌握了空防要领，技术娴熟，作战能力和水平达到了实战要求。

  冢田攻所乘飞机被击落，不是偶然的，是准确的情报、有利的天气、官兵训练有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获得了准确的情报，准备充分。一是对于家田攻此次行踪，48军通过内线事先获得了准确情报，提前下达了作战命令;二是18日这天上午10时顷，有3架日机在潜山、太湖一带低飞侦察，日机这一不同寻常的侦察，更加引起了驻军的警觉，加强了警戒;三是前方防空警报哨和观察哨一直跟踪监视和报告冢田攻飞机的消息，使第48军在第一时间里掌握了主动权，做好了拦击准备。《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第四十八军大别山战役南巢区战斗详报》这样记载:“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前十时倾，有敌机三架向潜山、太湖一带低飞侦查，复继有敌机一架飞经太湖弥陀寺附近，被我一三八师四一二团第三营击落。查系敌十三军第三师团邮航机，内载敌酋多人。”时任48军参谋长的杨赞谟后来回忆说“军部事先得到情报。命令驻太湖县的414团将全部机枪架到飞机必经之路---张家榜一带大山顶上。”这一回忆进一步说明48军对拦击敌机有了充分准备，布置了多层拦击网。时任 48 军炮兵观测通讯队队长的李日升，也回忆说他参与了对冢田攻大将座机的攻击。当天中午12时05分，在南京参加完高级军事会议的冢田攻带着军部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死后追晋少将)等随行人员共9人，搭乘七九式飞机(通称AT 式)，由南京经大别山返回武汉。这是一架漆涂有“中支那派遣军第13军邮航机G310九江号”(以下简称“九江号”)的运输机，该机为立川飞行机株式会社1942年8月27日制造，制造成番号第1号，机身长16米，机翼宽23米，机高4.8米;最高时速470千米，设计升限8000米，续航能力3000千米，可乘10-15人。约13时左右，这个庞然大物抵达安庆上空，正以约350千米的航速4000米左右的高度向汉口飞行。

  其次是天气和日军的骄横帮了大忙。弥陀寺地处山区，属山地气候，“十里不同天”、“落雨分牛背脊”是其气象多样多变的线日这天，恰恰是个阴雾天，云层厚湿气重气压低，天空灰蒙蒙的很阴暗。当“九江号”到达安庆、怀宁上空时，遭遇大面积的积雨云。根据日方设在怀宁地段的导航台气象情报，当时云层高度为1000-8000米，半径达85公里。因云层厚面积大，飞机在升高的过程受到强气流阻滞，颠簸不止，无法爬升至云层之上，于是只好降低飞行高度避升云层，减速并改向偏南方向水平飞行。此时，骄横的冢田攻并没有把48军没有高炮的空防当回事，何况最多还有5分钟就飞离了48军防区，他正借机亲自勘察大别山南部的地形。所以飞机穿出云层后并没有立即爬升，而是继续低空飞行。

  就在天开云散之际，约在13时20分，“九江号”飞抵羊角尖吴岭空防阵地上空，正以约1100米的飞行高度、290千米的航速，从空防阵地的前方掠过，鲜红的太阳徽记清晰可见。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难逢的瞬间，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8挺高机一齐喷出复仇的火焰，“九江号”被击中。飞机拖着浓烟继续向西南方向飞行。此时双尖凤凰山两个空防阵地上的官兵早已各就各位，正等待日机来临。大约2分钟后，双尖阵地观察哨发现东北方向传来低沉的飞机轰鸣声，但大雾中看不清飞行目标，而此时日机已慢慢的接近，巨大的轰鸣声表明飞机就要到达，于是指挥官当机立断，命令所有的机枪循机声方位超前射击，打着打着，忽见天空中红光一闪，飞机被再次击中。随即凤凰山空防阵地上的重机枪也吼了起来，但由于此时山头已完全笼罩在浓雾之中，所以只是循着“九江号”机声方向打了一阵，不知是否击中。能确定的是:官兵训练有素，提高了成功机率，这3个阵地中，至少有2个阵地或者3个阵地都击中了日机，这才使“九江号”劫数难逃。大约在13时25分，受伤严重的“九江号”终于一头栽倒在地。至于击落冢田攻座机的部队究竟是谁，多数研究倾向是412 团3营。从上面讲述的情况看，这一观点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为此本文持相同观点。

  对日机被击落的情景，苏尚坚、苏尚周《侵华日军悍将冢田攻坠机之考证》这样描述:“由于那天雾特别大，看不清楚，指挥官即命令8挺重机枪循机声方位，超前200米呈线状一齐移动密集射击。打了一阵，突见天空有一大燃烧物体坠落。后经检查，系敌军13军第3师邮航机一架，油箱中弹五六处，机毁人亡。后查明，内有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安徽潜山、太湖、宿松地区阵中日记》这样记载:“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五。本日早晨，微雨未开。上午10点召集本部各部主管开教育会议。本日，四一二团击落敌机一架，内载官兵十三名，均跌死。”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下)“大别山作战”称:“随着总司令部中止五号作战准备，也结束了军司令官的集会。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午前后，第十一军司令官塚田、军高级参谋藤原武大佐，乘七九式飞机(通称 AT式)由南京出发返回部队驻地，当天通过安庆附近之后，中断了通讯联络。”“搭乘的飞机于二十五日被第六十八师团在弥陀寺附近山中发现，全部乘客(十一名)的遗体也顺利收容起来。飞机在恶劣天气特征情况下低空飞行，受到敌人射击，坠落起火。”(注:这里 138师《阵中日记》所记“内载官兵十三名”与日方“全部乘客(十一名)”和当地老百姓所说10人及后来所立“十位大仙之墓”均有出入，本文采用日方记载。)

  为尽可能还原当时日机坠毁的情形，2014年9月22、23、26、27、29日，太湖县政协组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集编写组人员赴实地进行了专题调研，走访了10多位目击者，并到3个空防阵地和坠机地进行了考察。综合弥陀寺、留竹、金家嘴、田家、筋竹冲一带的目击者所述，大致情况是:飞机拖着浓烟在田家滩上空摇摇摆摆挣扎一会，大约飞了一圈半，在其飞行过程中有人看见飞机已经烧得通红(有的说是看见火球)，中途有两次险些撞到了地上，最后在飞越筋竹冲的杨树垄(海拔约300米)这个山头时，撞断了位于山顶北面的一棵直径约30厘米的松树，随后掉到山南面的山宕里(坠机点海拔 285米)，发出了轰隆的巨响，随即升起一道刺眼的亮光，接着是粗大的黑烟柱，再后就是红红的大火。

  就这样，冢田攻戏剧性地结束了他的一生，提前受到正义的审判。弥陀寺、筋竹冲、杨树垄(当地人改称为落飞机宕)，这些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野地，也在不经意间走进了历史。同一天，日本陆军省颁发晋升冢田攻为大将的命令。对此，一说是日本陆军省颁发冢田攻晋升大将令时倒填了时间。但无论是时间巧合，还是死后追授，都不妨碍冢田攻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击毙的日本陆军军阶最高的将领。在今天日本的靖国神社里，冢田攻之位依然排在东条英机之前。

  有飞机“落”下来了消息迅速传开，“九江号”还在燃烧，已有附近的几个村民赶到了现场。当时的杨树垄是留竹通往筋竹的必经之路，又是附近村民的柴火山，这时山上的柴草差不多都被砍光，只有稀稀疏疏的一些松树，所以飞机只是自身在燃烧，并没有引发山火。一开始村民们害怕飞机上有炸弹，没敢接近。不一会，就有几十个村民到达了现场，因飞机还在燃烧，高温灼人，仍不能靠近。由于没带上必要的工具，山头上又没有水源，所以大家并没有采取什么扑救措施。大约1小时以后，余火基本熄灭。这时他们看到的是:有一个胖乎乎的日军摔在了离机头约7米远的地方，鲜血淋漓已经死去，其余的人全在飞机里，已被烧得面目全非，飞机也碎成了好几块。随后人们开始将能拿得动的东西占为己有，金表、镶金牙、军刀、铁器、瓷器……后来还陆续有人从坠机地挖出了一些东西，可惜的是这些物品后来大多被有心人以各种名义拿走了。如今村民手中尚留有少量飞机零部件，另有一个座机铭牌现收藏于太湖县文管所、一个发动机轴心现收藏于安庆市文物局。

  就在一些村民还在现场指手划脚地议论着、忙忙碌碌地寻找着的时候，大约在16时左右，县自卫队和当地驻军先后赶到。他们立即进行了警戒，在清理飞机残骸时发现，“九江号”至少有二、三十个弹孔，其中油箱上就有好几处。现场搜获到了公文包一个和烧残不全的作战计划1份(五号作战)，中国派遣军(华中)各部队主官姓名及部队驻地表1份、航空暗号1本、航空乘员手册1本、航空搭乘券3张等物。由于冬季天黑得早，又缺乏必要工具，所以飞机当时没有拆完。傍晚时，驻军就带着文件和拆下的飞机零部件匆匆走了，并把飞机零部件堆放在了弥陀寺天主堂里，此后广西佬(驻军)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驻军离开后，县自卫队十余人还留在了原地，看守着还没拆走的飞机残骸。而那11具日军尸体，则被村民们抬到了离坠机点约8米远的一块小平地上堆放在一起，当时并未掩埋。第二天(19日)，县自卫队召集部分村民拿着斧头、锯子，对飞机残骸进行了再次拆卸，但收效不大，天黑时分自卫队撤走。由于19日已有日机在这一带低飞侦察寻找冢田攻座机踪迹，这使大家害怕了起来，于是在这天晚上，离坠机地最近的张家湾一带的村民偷偷地将日军尸体扛到了山北面的方家山虎形地掩埋了起来。20日，在县自卫队的指挥下，村民们在田家滩(弥陀河)的河沙滩上挖了个大深坑，将飞机残骸和机头从山上抬了下来，埋在了大坑里。随后几天里，天天都有日机在这一带低飞盘旋侦察，同时走村串户的货郎也突然多了起来。此时，村民们普遍感到不安，有人开始准备逃难。

  冢田攻,生于1886年7月14日,日本茨城人。陆军士官学校第19期、陆军大学第26期毕业。“七.七”事变时，任参谋本部第三部少将部长同年12月任华中方面军少将参谋长。1938年3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7月晋升中将，12月调第8师团任师团长。1940年10月任参谋部部附，11月任参谋次长。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冢田攻任南方军中将总参谋长。1942年7月1日，调任第11军司令官，12月18日晋升大将。

  从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起，到1942年12月18日止，冢田攻始终是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积极鼓噪者、重大事件参与者，也是谋划者、决策者、指挥者之一。

  罪之一:参与“七七”事变，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发生时，冢田攻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三部少将部长，主管日军的后方勤务事宜，积极主张向华北增兵和进攻上海，把日本对中国的局部侵略战争扩大为全面侵略战争，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推波助澜。

  罪之二:主张和策划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加速了上海沦陷。1937年10月初,日本参谋本部在讨论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内部议论纷纷。然而，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作战科(课)长武燕(章)等主张实施，虽然预料到会有相当的危险和困难，但考虑到登陆后战略态势的有利一面，所以决定坚决实施”。在杭州湾登陆的主张被采纳之后，冢田攻又协助制订了实施方案。日军杭州湾登陆成功，是导致淞沪会战失败的主要的因素，使参加会战的中国军队遭受到重大损失。

  罪之三:协助松井石根规划战局，进占南京。1937年11月，日本组成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兼任方面军司令官，冢田攻任少将参谋长。12月7日,冢田攻根据松井石根的指示，率参谋人员制定了《攻克南京城纲要》，并为松井石根准备了攻占南京的命令，率部攻占了南京城。有关联的资料这样记载:当日军还在南京外围作战时，日军司令部就多次下达“部队入城后做全面扫荡”及“杀掉全部战俘”的命令。占领南京后，冢田攻根据松井石根的授意，率参谋人员策划制定了慰安妇制度并亲自参与慰安所建设。作为方面军参谋长和作战命令的主要起草人，对南京大屠杀和推行慰安妇制度，冢田攻负有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

  罪之四:积极培育军国主义分子，在其东北辖区内实行奴化统治。1938年3--12月家田攻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灌输法西斯思想，不遗余力地鼓吹“圣战”，倾力培养军国主义人材，并被晋升中将。调任日本驻东北第8师团任师团长后，又在其辖区内对东北人民实行了长达23个月的奴化统治。

  罪之五:参与策划和指挥太平洋战争。1940年11月家田攻任日军本部参谋次长后，多次参加高级别军事会议，极力主张实施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他曾这样说“现在决心一战……至于战争的结局，由于日本的南进，有很大的可能性促使德、意制服英国，迫使中国屈服的可能性也比现在要大。其次也可以设想苏联的屈服问题。夺取了南方也会打击美国的国防资源。即我们大家可以首先在西部太平洋及东亚大陆上筑起铜墙铁壁，在其中对亚洲的敌对国家集团实行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努力打倒英美。英国一旦垮了，美国也得考虑考虑。”他的这些主张，对日军大本营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41年11月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兰)开战，6日，大本营发布南方作战部队战斗序列，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南方军总司令官，冢田攻中将为总参谋长。12月8日，寺内寿一和家田攻等指挥以第14 军、15 军、16 军、25 军及其他直属部队、飞行集团、南海支队等组成的多兵种混合攻击兵团，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一法西斯军国主义行为，给多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罪之六:极力推行“五号作战”计划，企图攻占陪都重庆。1942年6月，日军在南洋的初期进攻顺利，战事暂告一段落。此时日本大本营制定了侵华日军同时进攻重庆与西安的“五号作战”，企图抄底中国大后方，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并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了做好实施准备工作的指示。这一计划分“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两大部分，其中“四川作战”的目的是:“有效地利用大东亚战争的结果，伺机对四川平原地区发动进攻战，以歼灭该地区中国抗战军队的主力，并攻占该平原地区的要地，政治措施和谋略工作相结合，以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促进其崩溃或分裂。”为实施这一计划，7月1日,日本大本营调整了南方军，将对实施“五号作战”准备工作不积极的阿南惟几调任第2方面军司令，调“急先锋”冢田攻到汉口任第11军司令官。第11军是日本在中国境内唯一的一支机械化纯野战部队，共计23万人，装备精良，是当时具有一流水平的进攻性野战兵团。为了执行“五号作战”,将冢田攻指挥的第11军作为进攻重庆的主力和前锋，可见日本大本营对冢田攻和第11军的器重。

  9月3日，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将经过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华北方面军、南方军数次充分研究确定的自1943年春季进攻中国战略大后方陕西、四川的“五号作战”上奏裕仁天皇，当即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日本方面估计，实施这一作战，共需 16个师团和2个混成旅团的地面部队及2个飞行师团作为进攻的骨干兵力，同时，还计划在现有占领区保留总计16个师团和1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守备军。为此，日本计划由日本本土、南洋、中国东北和朝鲜向中国关内战场增调36万兵力。9月4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作战指令:“预定实施五号作战，目前在可能范围内进行作战准备。”同时强调要“根据同年秋季的形势，再行决定是不是实施该项作战。”

  正当冢田攻大刀阔斧地督促第11军积极筹办进攻四川的各类事宜，着手组织实施“五号作战”之时，因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己处于不利形势，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由攻势转为守势。为阻止美军的反攻，日军不仅不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兵力增援侵华日军，反而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作战。这样，日军显然已无足够的兵力发动 “五号作战”。11月7日，日本陆军部秘密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联系，决定暂且中止“五号作战”。 于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根据大本营的这一秘示，“于11月12日将宫野高级参谋派往第十一军(汉口)，将贯岛参谋派往华北方面军(北京)， 暂且传达中止‘五号作战’的意图。”

  冢田攻接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关于中止“五号作战”准备工作的授意后，仍持异议，于11月17日派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去南京，转达自己的“深切忧虑”，并呈交《关于今后作战指导的建议》。建议提出“一、再增加若干师团重兵，给予华中方面一两个敌方最精锐地区以猛烈打击，实为必要。二、对西北方的作战(西安作战)，将严重刺激苏联，在目前形势下应极其审慎。”同时要求继续执行“五号作战”的“四川部分”，由其亲自指挥第11军攻入四川东部地区，伺机进攻重庆。在《建议》之后，还附上了亲笔书写的“斗胆陈情”几个大字。

  冢田攻的“深切忧虑”和“斗胆陈情”，得到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和总参谋长河边正三等的格外的重视。11月21日，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向大本营作了汇报。此时，日本大本营对是否停止“五号作战”准备工作也犹豫不决，遂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各军司令官会议，商讨此事。12月7日(一说17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在南京召开有驻北平的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驻上海的日军第13军司令官下村定、驻广州的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等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共商“五号作战”事宜。不意12月10日，杉山元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出了经天皇批准的指示:“……五号作战准备工作决定中止。”18日，冢田攻乘机返回汉口，在太湖县弥陀寺被48 军 138师空防部队守军击中，机毁人亡。

  日机被击落后，412团很快就上报了战果，但由于不识日文，不知所击毙的是谁，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高层的重视。由于无法确认死者身份，当驻军所缴获的文件层层转呈至总部时(后上交到了重庆中央)，时间己过去了好几天。而此时日军已经展开了大别山作战行动，守军被迫仓促应战，为412团请功的事被搁置起来，报告被暂时压在了 48 军军部。

  不料大别山作战失败，桂系受到上层追究和舆论责问，副总司令张义纯等人被撤职，主政安徽的李品仙受到严责。这时，在先前“倒李运动”中失败了的民中央CC系抓住时机欲夺回对安徽的主政权，桂系内部也因大别山作战失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产生了新矛盾，李品仙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还有一事令他十分痛心，就是李品仙公馆被烧光，使他丢失了许多古董、字画，这中间还包括他最心爱的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米南宫的一幅真迹、明四大画家之一仇英的一幅山水等亠大批字画。他曾骂家人说:“多么宝贵的字画你们不带走，偏要带腊肉!腊肉值什么? 多带一件字画，胜过你带十担腊肉”。政治上的纠结和个人经济上的损失令李品仙十分恼火，便寻根溯源追究起来，说什么“击落敌机是惹火上身”，是祸根，大别山失守，不杀几个人不好向重庆最高统帅部交待云云。就这样，功臣变成了罪人!鉴于此，48军只好把 412团有关人员的请功报告压在抽屉里，一直没敢上报。于是，击毙日军大将冢田攻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一个大功劳，就这样被湮没了，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从当时的报刊中找到有关报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对大别山游击根据地，日军一直是有心扫荡，无力施为。日军多次进攻大别山，其中1938年9月和1940秋两次企图进犯立煌，均遭失败。但在这次搜索冢田攻等人尸体和飞机残骸的过程中，日军发现大别山守备空虚，于是乘机发动了“大别山作战”，桂系称之为“立煌战役”(或“大别山战役”)。

  立煌战役是由局部战斗演化为战役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2月18日-27日)寻找尸体，局部扫荡。据《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中国派遣军》(下)记载，飞机坠毁当天日军就迅速作出部署:“第11军立即急派靠近大别山的第3师团和第68 师团主力以及第40师团一部(户田支队)到大别山南部进行搜索，第13军也派出第116师团一部分兵力予以协助。”“第11军以这次出动为契机，企图继续扫荡大别山中的敌人，并进行了部署。第13军对他们进行策应。作战部队于年底开始扫荡大别山中的敌人直至翌年初。”19、20日，日军共约17000人的兵力附伪军1000余人，由武汉、合肥、安庆3个方向向大别山进攻:第68师团一部由九江经黄梅、宿松进犯太湖，一部由湖北蕲春向太湖山区推进;第116师团一部由安庆西攻潜山;第3师团分由宋埠、浠水进攻罗田。同时，第13军驻合肥之敌也在大蜀山等地频繁活动，以牵制六安的我第7军;第40师团进击皖东。12月25日，从蕲春进入太湖的日军第68师团一部首先到达弥陀寺，并找到了冢田攻等人尸体和飞机残骸。这时日军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冢田攻等人尸体，并对大别山南部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

  第二阶段(12月28日-1943年1月4日)更变计划，攻占立煌。由于防守鄂东地区的39军在与日军作战中连连失利，和原本驻防在大别山之商城、潢川、经扶(今新县)的84军已奉命开往汝南以加强平汉路的防御，此时立煌西面防御十分薄弱。于是日军抓住战机，及时改变作战方案，果断采取短促突击快速撤退的战略战术，以第3师团6000 余人的兵力，发动了以攻占立煌县为目标的“大别山作战”。 12月28日，日军第3师团兵分三路向立煌方向进攻，1943年1月2日攻陷省府所在地立煌县。1943年豫鄂皖游击总司令部政治部《关于立煌冬日事变的报告》中这样记载:“敌人进扰之原因，敌人对我军在大别山之根据地，早已蓄意扫荡，据合肥伪军所示消息，敌酋烟俊六曾两度飞至立煌东二百二十余里之毛坦厂视察，并亲至合肥县地，可见敌人确有大别山之企图，但此次进扰，似非根据上项预定计划，而系临时决定，敌人此次进扰之直接原因，系为搜索十二月十八日在太湖弥陀寺失事之敌机……”,“敌军到达太湖弥陀寺寻获敌机残骸后，似无进攻立煌之企图，据敌俘报告，该敌因探悉我立煌至罗田、英山一带，防务空虚，始向驻汉口敌指挥机关报告，汉口敌乃派员飞至罗田降落，临时改变计划，进攻立煌，限期二周到达，并肆意焚烧，以为报复。”

  第三阶段(1943年1月5日-12日)敌退我进，恢复战前态势。此时敌我双方均调整了战略部署:我方由守转攻，回防的第84军加入作战，对深入之敌合围态势初步形成;敌方由进转退，以活动在大别山别的地方日军发动小规模的骚扰性进攻，对我军实行牵制，协助第3师团实施撤退。由于双方均努力想在运动中实现各自战略目标，此间的战斗也就演化成了“跑步比赛”，并无缠斗。当日军悉数撤回时，随即全面收复失地，战役结束。

  在这次报复性扫荡中,日军先后攻下了皖西、鄂东和豫南大片地区，所到之处烧杀抢奸是尽其所能:如在立煌茅坪，562人无论老少尽皆被杀;宿松县城为日军纵火连烧3日，烧毁店铺200多家，住宅683间;太湖小池陈家屋5户居民23间房屋全部被烧，2位老人被烧死，3人被杀，9名妇女被先奸后杀;岳西15岁小姑娘程某遭7名日军……大别山地区大量机关、学校、医院、商店、民房、军事和其他基础设施被毁，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遭受摧残和屠杀，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20%以上的居民沦为灾民，社会财产和居民财产损失达数百亿元(当时法币)，致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下子倒退了好几年。据事后有人估算，仅当时立煌县金寨镇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00亿元(当时法币)。

  对冢田攻事件，太湖县曾在1950、1960、1985、2008、2014年做过多次调查，收集到不少一手资料，多是“亲历亲见亲闻”者所书所述，现撷选若干如下:

  1950年统计表:“黄镇”(地名，今天华镇，当时日军来回路过之地)一栏这样显示:“被奸污妇女139人，村民死亡413人(男229人、女156人、儿童28人)，村民受伤132 人”。

  1960年7月5日，寺前区平阳乡农民张云祥控诉说:“1942年日本鬼子进攻太湖时来我平阳乡，我兄弟三人在上罗开店，日本鬼子不问情由，将我兄弟三人一齐捆去，当即杀死我两个哥哥，我被关在小屋内，星夜逃了出去，不然也没命了。第二天，我看见被杀死的老百姓，被奸污至死的妇女，摆在大路上无人敢去收尸，实在痛心。”

  1960年太湖党史办《血染“方田”》调查材料这样记载“……一位年青的妇女听说鬼子来了，刚跑出屋场，就被鬼子用乱枪打死，一位老年妇女被枪弹打断了右臂，几十个日本兵两名青年妇女，后残疾致死……我大队被杀掉二十一头猪，十几头牛。烧屋二百八十五间……当时全大队有88人外出讨饭，209人外出帮工……”

  1982年12月1日，时年86岁的王甸平这样写道:“……在牛凸岭不远一个地名毛坪的一家屋里，关着三百多个被征兵的壮丁，被鬼子包围，全部被鬼子兵杀害……中将的老婆，穿着黑衫及白裙，坐飞机来，在田家滩开了追悼大会，军队都挂黑臂章……”

  1985年5月22日，线岁的金保山口述道:“民国三十一年古历十一月十一日，有一架日本飞机坠落在我田家乡筋竹冲平阳生产队杨树垄……线个自然屋(场)，只有山冲里的三个小屋未被烧毁，其余12个自然屋(场)全部被烧。特别是金家嘴的金家大屋，全屋34户200多人口，有瓦屋204 间，还有牛栏、猪圈、草堆等全部烧毁，片瓦未留。全村烧死1人，刺刀捅伤3人，被奸污妇女4人。生猪、鸡鸭全部杀光抢光……”

  1995年真君村筋竹冲金家湾村民时年70岁的金太原如是说“……那天，天气很冷，天空中布满了灰云，显得很灰暗……一架飞机，从东往南飞，尾部冒着浓烟，好象拖着一条白布……飞机被撞得碎成了几块，里面有几具尸体，已经被烧成了黑炭。还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没有烧焦，挂在一棵树枝上，全身血肉模糊……”

  2008年7月15日，徐水和对太湖县委党史研究室调查人员口述道:“我叫徐水和，我知道的情况是我父亲生前告诉我的。当时日军飞机坠毁后，日军搜寻到我地，汪屋组9户人家20间左右房屋，孙湾组户头多些，有40多间房屋，全部被烧毁，跑不动走不动的年龄大的有30多人被日军关在舂米房子里，用烟熏。只杀了2个妇女，一个是金大发的母亲，30岁左右，一个是金迪奎的女儿，12、3岁，牛和猪抓走4、5头，鸡不晓得数字，烧的吃了，粮米2、3百斤，种的小麦、大麦大约有70亩左右，全被踩坏了。”

  2014年9月，线岁的金太其这样说:“……我从张屋上学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看见，飞机拖着浓烟摇摇晃晃的朝杨树垄飞来，一头撞断了一棵2、3尺粗的松树，撞到了地上……”弥陀村长兴组现年88岁的志愿军老战士詹诗望回忆说:“……当时广西佬一个连就住在这里，人形山碉堡(占地面积约120平米)里住着一个排。碉堡有上下两层，日本佬一炮就打没了……”82岁的毛良浩说“……那是个阴天，当时我正在下六斗丘田里栽油菜(离坠机地约一里多路)，望见飞机拖着浓烟从东向湖北方向飞去，两、三分钟后又飞了回来，这时飞机已经烧得通红,在撞断一棵大松树后撞在了地上，先是一道亮光，然后就是黑烟、明火……一个穿着黄尼子衣服的胖子摔在机头前2丈远的地方，这个人没有烧着，有手表……一共是10个人，后来立了个十位大仙之墓……大约2小时后兵就来了，是自卫队先到……那时山是个光山，就落飞机的地方烧着了……”

  太湖县委党史研究室抗战卷1卷第145页至148页这样记载:“….…日军在弥陀寺街上烧杀淫掳更是悲惨……弥陀寺180多家商业店铺，被日军烧毁 173家、房屋1557间，9人被杀，100余人被征做劳工，粮食、商品、衣物、家具等烧光……此次在弥陀附近捉来妇女同胞100多人都被日本人多次，有的当时还是少女，如叫杏桂的当时年仅12岁，有的年高达80余岁，如余香连当时被日本人绑在板凳上，奸后将竹棍塞在里钉死，绝大部分妇女奸污后死去。更可耻的是强盗们把中国同胞看着不如它一条狗，例如在何家塝将10 几个妇女衣服全部脱光，强盗们四面围着，每个强盗们手中拿一根棍子，叫中国同胞在中间跳舞，并用棍子污肉(侮辱)……”

  硝烟已散，时间抚平了战争创伤。今天的弥陀镇已是皖西南边陲重镇，当年的瓦砾废墟之上，而今楼房林立，商旅云集，生机盎然;个人梦、家庭梦、中国梦，村民们依然忙碌在那一片土地上，他们已宽恕了侵略者的罪行，虽然谈及当年之事不免落泪唏嘘。凤凰山上，尽管战争的遗址还在，但黄龙庵、禅修院的佛号声已经盖过了当年的机枪声。这些普通的中国百姓，记住了历史，放下了仇恨。

  在这里，你所感受到的是诚朴是大度、是宽容是善良、是坚韧是自强，是对发展的热盼对和平的渴望，丝毫感受不到“安倍们”所说的那种“威胁”。常言道内心明亮就没有黑暗，内心黑暗就不见光明。于是我想:如果“安倍们”能到弥陀寺实地走一走，面对当年的“亲善”情形，是否会羞愧?是否会掂量掂量有没有能力再“亲善”一回?

  落飞机宕还是那个落飞机宕,它怀揣一段历史故事静静地端坐着，没有纪念地标，也没有游人，不同的是再生的草木已覆盖了那块火烧迹地。弥陀河还是那条弥陀河，杨柳依依，清风习习，河水潺潺，泥沙带走了战争的血腥，只有她那“团结一致向前进”的呐喊、“玩火者终”的告诫，几十年仍然故旧。